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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财政政策的金融稳定能力,防范中美关系波动下商业银行外汇平衡风险

发布日期:2020-08-26 点击次数: 字体:

2020年第35期(总第687期)

十大黑彩平台排名          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摘要】当前,中美关系进入到较为敏感的波动期。在经济金融领域,美方会利用自己在国际经济规则和交易机制中的话语权,对我国施加压力,SWIFT支付体系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滥用国际支配地位的领域。在SWIFT支付中断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暴露在外的美元风险头寸约为1285亿美元,需要财政货币政策通过提升商业银行的外汇平衡能力和作好市场托底的工作予以支持。财政政策可考虑综合运用预算、税收和国债等手段,提升财政金融稳定能力,予以有效应对。

 香港国安法立法和国安委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这一事件视作“民主地区的沦陷”及香港的“传统自由权利受到了切实破坏”,认为必须将维护香港人权作为第一要旨,重构与香港的外交和经贸关系。美国国会甚至于7月3日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扰我国内政,并进一步损害香港民生福祉,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反应,并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

 受到香港事件的影响,美方有可能援引其“香港自治法案”的“霸王条款”,采取一系列极端手段进行制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利用美元的特殊国际地位和美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特殊影响力,通过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等机制和手段打压港币和人民币,进而诱发金融系统性风险。

 SWIFT是一个国际银行间非盈利性的国际合作组织,成立于1973年,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至1994共设有荷兰阿姆斯特丹、美国纽约和中国香港三个交换中心(支持中心)。目前,SWIFT已经覆盖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串联11000 多家机构,每天发送大约3360万笔交易信息,在国际支付领域具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从性质上看,SWIFT是一个私营股份公司,具有中立性、独立性和法律上的自足性,其股东来自会员(商业银行),由25名董事长领导下的执行股东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在法律上,美国政府不具有对SWIFT的直接干预能力,其单方强制诉求也会受到来自欧洲特别是10国集团(G10)央行的反对和制约,可以说,美国政府直接插手SWIFT决策的可能性较低。即使现在被反复引用的恐怖分子财务追踪计划(TFTP)案例,也是在“9.11”事件背景下的谈判安排,而不是美国政府对SWIFT董事会直接操纵的结果。因此,美国对SWIFT的影响力并不像社会上所传言的那么强势,只不过,由于美元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比例高达40%,美国政府对美元交易的管控会极大地影响SWIFT的正常运行,从而对SWIFT形成巨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是间接的、传导性的。

 值得关注的是,在2012年对伊朗的制裁中和2017年对朝鲜的制裁中,SWIFT都执行了美国政府希望的动作,从而使SWIFT的“中立性”备受质疑。但在回溯的时候我们发现,2017年对朝鲜的制裁,SWIFT落实的是联合国的决议;而2012年对伊朗的制裁,则是美国在伊朗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与欧洲国家紧急沟通的结果(特别是发生了冲击英国驻伊使馆事件)。也即,尽管美国不具有直接干预SWIFT决策的能力,但在其利用美元特殊地位和加强与欧洲盟国沟通的情况下,则会迫使SWIFT做出有利于美国的选择。因此,我们应该将SWIFT对港币和人民币的封锁风险考虑在内,未雨绸缪、做好应对。

 我们假定SWIFT切断中国大陆的支付通道,在短期内将会出现美元封锁,会员银行无法进行美元结算,也无法获得新增美元的流入,但需要按期偿还美元债务,并完成存量资金清算。这一场景下,我们要讨论的是,暴露在外最主要的结构性风险是什么,影响有多大?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BOP)和央行资产负债表出发,可以发现一个问题:自2016年5月起,外汇储备的规模就降至31917亿美元,但直至2020年6月,外汇储备的规模仍保持在这一水平,为31123亿美元,4年来,外汇储备仅减少了794亿美元,总体十分稳定;但同期外汇占款的规模却从237284亿元减少到211742亿元,下降了25542亿元,与外汇储备之间的关联性显著脱节。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是揭示可能存在的结构性风险的重要突破口。

 我们首先将汇率因素纳入分析体系。2016年5月末,美元对人民币的报价为6.5790;而2020年6月末,美元对人民币的报价为7.0795。按照6.8500的平均汇率和31000亿美元的平均储备值计算,因美元汇率升值导致的外汇占款缺口约为1.1万亿元(外汇占款是按照当时即期交易汇率发生的)。这样,外汇占款实际减少的规模为2.55万亿元,扣减之后,须待解释的部分下降为1.45万亿元。

 其次,将外汇储备的变动再纳入进来。根据前述分析,4年来,外汇储备下降了约794亿美元,接照平均汇率6.8500计算,因外汇储备下降而减少的外汇占款约为5500亿元。扣除之后,仍须待解释的部分下降为约9000亿元。

 第三,我们将央行资产负债表进一步纳入分析,可以发现在“其他负债”科目上,2016年5月,该科目的余额1425亿元,而2020年6月,该科目的余额为10222亿元,两者相减,差额约为9000亿元(约合1285亿美元),基本可以解释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这两个资产项目之间的差额。

 这样,我们通过层层递进,锁定了“其他负债”与外汇占款差额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其他负债”在2014年以后的新内容也浮出水面,即商业银行以外币(主要为美元)交付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简单的说,就是这笔准备金被计入外汇储备但未被派生外汇占款,相当于央行储备借入了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

 这样,在假定的SWIFT封锁发生后,最大的结构性风险来自于商业银行的该笔外汇存款。财政部和央行应从金融稳定的角度给予足够的关注,货币政策应主动提升商业银行的外汇平衡能力,财政政策要做好相应地托底工作。主要的财政政策建议为:

 第一,在推进2000亿元专项债券用于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的基础上,以商业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制造业企业、“三农”企业和外贸企业融资为重点,建立考核指标,并将部分特别国债(建议为3000亿元左右)用作补充抗疫支持作用突出的商业银行资本金。待疫情冲击稳定后,该笔资本金的增值溢价部分,全部用作应对来自外部的突发性、结构性风险的准备金。

 第二,对2020年和2021年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应汇回或上交的利润,应以可兑换货币的方式汇回或上交,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与东道国央行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的汇率或市场汇率(无协议汇率的情况下)由财政部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资金购入,并委托给主权财富基金,用作流动性较好、兼具收益性和安全性的投资。

 第三,对上述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收益(可兑换货币形态),全部纳入财政部金融稳定能力的范畴,并由财政部直接管理和支配。此外,调整中投公司代偿特别国债和提取股权收益的比例安排,将财政部提取的股权收益全部纳入财政部金融稳定能力的范畴,并继续委托给中投公司开展流动性好,且兼具收益性和安全性的投资。

 第四,支持离岸人民币资产交易市场建设,推动建立规范的海外人民币资金的回流渠道和主体,考虑国内外人民币资金的利率差异较大,可对离岸人民币用于国内的交易和投资的课征特别税(托宾税),该类税收所形成的税收收入,全部纳入财政部金融稳定能力的范畴,并委托主权财富基金开展流动性好,且兼具收益性和安全性的投资。

 总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协力避免商业银行过大的汇兑损失和偿债风险,避免国际支付压力传导为国内金融体系风险,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课题组

 指导:刘尚希

 组长:石英华

 成员:王志刚   王宏利   张 鹏   武靖州   苏京春

     刘天琦   吉  嘉

 本报告执笔:   张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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