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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预期,减缓经济下行压力

——上半年宏观形势分析

发布日期:2019-10-25 点击次数: 字体:

刘尚希  石英华

2019年第25期(总第637期)

十大黑彩平台排名                 二○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受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和内部结构性问题拖累,我国经济增长基础仍不稳固,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宏观政策间协调性不足,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脆弱性相互反噬强化,风险传导,预期不稳,都会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变大。防范风险,需要加快改革和完善政策综合发力,有针对性地改善个人、企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预期。

 从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数据看,GDP增速缓慢下行,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综合判断,受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和内部结构性问题拖累,我国经济增长基础仍不稳固,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如果下半年预期稳定,经济下行平滑,风险总体可控。如果悲观预期没有逆转,市场的某个突发事件都可能引起预期突变,导致经济下行的压力变大,或出现非线性的下行,其风险值得高度关注。即便是局部地区、局部领域的下行压力变大,若措手不及,或应对不当,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要防范经济下行加速,关键仍在改善预期。这需要进一步提高政府风险管理能力,增强政策协调性,加快改革,降低经济社会运行的不确定性,避免蝴蝶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形成。


 一、经济增长基础仍显脆弱,存在下行加速的风险


 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大,经济增长趋缓。国内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动能的培育尚需时日。综合判断,内外需走弱共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面临下行加速变大的风险。

 (一)经济增速延续下行,经济运行暂处于合理区间

 上半年,我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二季度增长6.2%,同比回落0.6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延续去年以来的下滑趋势(见下图1)。经济运行暂时还处于合理区间,但面临经济下行加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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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同比增速

 (二)季度末反弹现象说明增长的基础仍不巩固

 从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数据看,呈现季度末反弹,令人疑惑。如固定资产投资、消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指标,3月份增幅明显,支撑一季度指标改善;消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指标,6月份异常上升,支撑二季度的指标改善(见图2、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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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固定资产投资分月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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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月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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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4%。其中,6月份同比增长9.8%,明显高于其他各月。其中,汽车类消费同比增长17.2%,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6个百分点。对6月消费增长贡献最大的汽车类消费,与国六标准实施、新能源汽车补贴调整导致的提前消费有关。下半年汽车消费难以延续6月份的高增长。

 (三)新经济占比下滑,经济转型升级艰难

 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的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0.4%、13.5%,高于全部投资增速4.6、7.7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增速高于规上工业3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增速高于规上工业1.7个百分点。新经济发展有亮点,但从新经济整体来看,近3年来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在15%左右徘徊,今年上半年首次出现下滑,下半年也不容乐观。这表明新动旧能转换面临较大困难。

 (四)中等收入阶层收入进一步缩减,消费需求可能螺旋式下行

 从上半年宏观数据看,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1%。居民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但是,进一步分析预判,作为消费的主要群体,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存量进一步缩减,消费需求可能螺旋式下行。居民收入存量体现为居民财富,从根本上影响消费增长,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尤其大。P2P连续爆雷,股市低迷,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近期曝光的善林金融公司涉案736亿元超“e租宝”,截至案发尚有25万余名投资人218亿元未兑付,这一金额远远超过了近日刚终审的“快鹿案”(案发实际损失152亿元)。中等收入者财富不但未增值,反而缩减,影响消费预期。居民部门杠杆率持续上升,2019年一季度达到54.28%,较去年同期上升了3.9个百分点(见图5)。这些因素进一步抑制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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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居民部门杠杆率变化

 (五)企业、地方政府投资意愿或能力不足,投资低迷

 从资金供需两方看,下半年投资难有起色。从供方看,金融机构的防风险意识增强,宽货币,紧信贷。包商行事件后,中小金融机构的业务大量收缩,中小企业的融资空间也将随之收缩。从需方看,企业、地方政府投资意愿或能力不足。根据调研了解的情况,大规模减税降费的政策落地了,但减税降费难以对冲市场不确定性加大给企业带来的困难及成本上升。国有企业受前期库存增加、负债率高等因素制约,无力加大投资;外资企业受中美贸易战影响,有观望情绪,投资意愿微弱;民营企业预期悲观,且回款难度更大,应收款上升,广东民企有贷款意愿的企业仅有8%;而地方政府在规范融资、严问责背景下,没有自主投资空间,专项债投资范围、项目有限。地方政府投资意愿弱。多重因素叠加共振,全国投资仍可能下滑。

 (六)出口增长的下行风险依旧在累积,衰退型顺差在扩大

 上半年,出口增速波动。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所上升,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7%。一般贸易的比重较上年同期继续提升,有企业订单提前执行的影响。部分企业为规避关税,迁出中国市场。调研了解到,不少企业认为9月份以后无订单,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企业倒闭会增多。总体判断,出口增长下行风险累积,外需的收缩对东南沿海的影响明显,对其上游企业行业产生连续反应,收缩性影响将会放大。上半年贸易顺差扩大41.6%,主要是进口疲弱所致,同比增长仅1.4%。进口增长下行,是国内经济衰退的信号,由此形成的贸易顺差实质上是“衰退型顺差”。

 (七)重点群体就业带来的社会问题值得关注

 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各月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同时就业难、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出口下行对制造业产业链带来压力,影响制造业的投资与就业。就业与订单高度相关,企业订单指数下行,就业就会下行。随着经济下滑,就业将进一步下滑。虽然25—59岁的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各月均在5.0%以下,但25岁以下人群的就业状况值得高度关注。上半年16-24岁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没有公布,但从一季度的数据推断,16-24岁城镇调查失业率,特别是20-24岁的失业率仍处高位。据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通报数据显示,上半年四川省失业率与年龄段呈反比走势,分年龄段看,16-24岁失业率最高,为8.2%。2019年应届高校毕业生达834万人,数量再创历史新高,青年人的就业压力不小,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


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变大的主要原因


 宏观指标间相互关联,经济下滑,投资可能进一步下滑,就业可能进一步收缩,消费也会进一步受到影响,预期不稳,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金融体系与供给体系、需求体系相互嵌入,相互影响。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实体经济的脆弱性相互反噬强化,可能引致蝴蝶效应。风险传导,会进一步恶化预期,可能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变大。

 (一)减税降费等政策措施对市场预期改善的边际效应递减

 上半年出台的减税降费等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受内外部因素叠加影响,中长期市场预期仍然不稳。内部因素的影响更大,政策协调性较差,改革推进不力,影响市场预期的稳定。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预期指数仍有下行趋势,财新PMI未来产出指数持续下行(见图6、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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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消费者信心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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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财新中国综合PMI 未来产出指数

 (二)宏观政策协调性不够

 综合地看,当前经济脆弱性不仅仅是市场因素,而是政府因素与市场因素两者的叠加。很多风险不是宏观经济自身的风险,而可能是由于政策、监管造成的风险。政策协调性不够,部门间的政策打架,相关政策前后矛盾,宏观管理中还存在急刹车、一刀切、任性监管等问题,暴露出政府部门、地方政府的风险管理能力不足。各部门站在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都从完成自身目标任务出发,各行其是,很容易产生“合成谬误”,放大风险。对风险判断失准,导致政策频繁调整。政策规定频出台,新旧政策相互矛盾,导致市场主体合规成本增加,活力无从激发。政策打架,地方无所适从,加上担心问责,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难以激发。

 (三)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脆弱性相互强化,极易产生踩踏事件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宏观审慎监管相互矛盾,监管和政策都难以预期,导致政策失效。对影子银行、表外业务的风险有误判,任性监管带来的不是风险缩小,而是扩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一些不适当政策的“刺激”下,很容易引发类似于血管痉挛的现象,可能导致“猝死”。打破刚兑是对的,但如果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节点上处置,可能产生市场的急剧收缩。包商行事件的处置,已经引发金融体系内部的强烈收缩,中小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恶化。若非及时采取行政干预措施,禁止各金融机构提升风险级别,风险将会进一步扩大。即使如此,中小企业融资仍会受到影响。一旦风险蔓延,预期会迅速恶化,极易发生“踩踏事件”,导致经济失速。

 (四)防风险与稳增长之间失衡,债务风险管理的方式方法有待优化

 只是靠发行专项债,可能扩大风险,控制了债务规模不等于控制了债务风险。如果经济进一步收缩,存量债务的风险会上升。专项债在地方等同于一般债,甚至等同于转移支付。上半年,全国地方累计发行新增债券21765亿元,约56%用于在建项目建设。有些用来还本付息、借新还旧、偿还垫付资金,用于新开工项目少。专项债的孤岛效应明显。PPP等其他融资方式受到抑制,社会资本参与空间急剧收窄。


三、进一步改善预期,防止经济下行压力变大


 改善预期,要有整体观,通过加快改革和完善政策综合发力,有针对性地改善个人、企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预期。短期预期改善,重在提高宏观政策的协调性,提高政府与市场的协调性;长期预期改善要靠加快改革。

 (一)提升政府风险管理能力,适应不确定性加大的新环境

 一是提高政府风险识别与管理能力。更加注重规则管理、预期管理、柔性管理,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监管在于识别、判断和管理风险,需要建立基于行为主义的、明确的、一以贯之的规则,引导各行为主体的预期。二是增强各方面政策的协调性,稳定地方政府、市场主体的预期。宏观政策要有连续性与稳定性,有助于相关行为主体作出前瞻性的判断;部门之间的政策要相互协调,给相关行为主体释放一致的政策信号。相关政策与监管要有协同性,监管是依据政策监管,不能任性,给相关行为主体明晰的预期。三是完善政策评估方法,建立政策前评估制度。政策出台前必须要有风险评估,避免政策不协调引发新的风险。四是避免把问责当成宏观调控手段。

 (二)从顶层设计入手,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一方面要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等政策,为企业减负降本,改善企业预期。另一方面要从顶层设计入手,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稳定地方政府预期。经济下行,加上减税,地方财政困难加剧,打破固化的财政支出结构,提升支出绩效迫在眉睫。这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通盘考虑条条块块之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优化转移支付,消除地方优化支出结构的制度障碍。

 (三)加快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以结果导向思维,创新地方自主融资举债空间

 与稳增长的大局相契合,控制债务风险应有新思路。一是允许地方因地制宜,创新投融资方式。地方拥有大量公共资源和公共资产,资产证券化、资源资本化并不形成债务负担,只是存量的转化。以盘活资产方式来融资,不仅有利于地方政府控杠杆降杠杆;而且有利于实现物尽其用,提高宏观效率,为财政政策腾出空间。二是在总量控制前提下适度扩大地方投融资举债方面的自主权限,打破“中央政府”兜底所有风险的预期,使各级政府成为真正的公共风险责任主体。

 (四)加快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稳定地方政府预期

 地方债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与财政体制有关,地方债问题折射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的必要性。以可持续的思路解决地方债问题,需在新的财政体制基础上防风险。为此,加快推进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落实好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稳定地方政府的预期。

 (五)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增强金融监管与债务风险监管的协调性。当前,要重新认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性质和职能定位。投融资平台是特殊的国企,作为履行政府公益性职能的国企,通过转型,依法依规发挥职能作用,运用市场化的方式控制风险。对于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平台公司,可以考虑结合地方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推动平台公司转型。当前,至少应以时间换空间化解债务,拉长债务周期。

 (六)综合施策改善预期,缓解就业压力

 上半年稳增长、稳就业政策的实施,短期内预期有所改善,但长期看悲观情绪还在蔓延。改善就业状况,一是积极就业政策要从人的能力上下功夫。当前,就业的结构性问题突出。政策重点引导支持25岁以下年轻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缓解招工难。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就业能力。优先推动与人的身份相关的社会改革,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可携带的体制机制,打破城乡、地域、行业分割和身份、性别歧视,实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二是稳就业政策与新旧动能转换有机衔接。避免认识上的误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一定是低质量的。例如,外向型的高端服装制造企业、高端家具企业等,工艺技术领先,逐渐形成了自主品牌,这类企业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考虑其就业创造效应,政策上应有所考虑。



(作者单位:十大黑彩平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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