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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 ▏内需扩大需要调整系列政策和体制

发布日期:2020-08-23 点击次数: 字体:

 “所谓的内循环就是依靠国内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循环实现经济增长。现在要转向内循环为主双循环的战略,就是内循环以及内需的扩大。内需的扩大就需要一系列的宏观政策和相应的体制进行调整。”8月22日,十大黑彩平台排名院长刘尚希在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财经》和《财经智库》承办的“2020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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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1

 刘尚希在演讲中提到:宏观政策方面的调整,首先是在政策上确定是出口导向型还是内需导向型,宏观政策取向要明确。具体政策层面调整也要进行,比如汇率政策,汇率政策就是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因为汇率是本币与外币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就会决定交易者是倾向于外销还是内销,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影响是非常大的。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贸易政策,比如关税,出口退税等政策。


 Number 2

 刘尚希表示,我国几乎在货币投放中没有使用过国债这么一个工具。这就导致资本市场定价的基准——国债收益率曲线难以形成,没有得到有效的应用,使资本市场中的一个定海神针出现了问题。现在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来说,资产里可能也就有4%国债资产,主要来源于2008年增投的时候发了1.55万亿的特别国债形成的资产。


 Number 3

 刘尚希提出,在国债的凭证结构上是可以调整的,可以更好地便利央行操作的工具,这方面是有空间的。


 以下为采访实录:


 张燕冬:下面我们请刘院长,现在我们国家提出了,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构成的一种新格局,您具体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尚希:当前全球呈现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中国发展的外部风险急剧上升,要对冲这种风险必须要调整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央提出了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要搞清楚内循环和外循环它的含义,以及它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这个题目很大,时间很短,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下。所谓的内循环就是依靠国内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循环实现经济增长。外循环就是依靠参与全球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循环,实现国内的经济增长。这两者不是说截然分开的,但是有一个主次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形成了以外循环,就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从GDP增长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风险。但是从外部环境发生大的变化情况来看,内生的脆弱性就不足以支撑外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这些年以外循环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表现为内需不足。现在要转向内循环为主双循环的战略,就是内循环以及内需的扩大。内需的扩大就需要一系列的宏观政策和相应的体制进行调整。宏观政策方面的调整,首先是在政策上是出口导向型还是内需导向型,首先宏观政策上这个取向要明确。这些年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在宏观政策的取向上,不是十分地清晰。中央正式提出了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这么一种战略,宏观政策的取向应该更加清晰了。

 第二,在具体的政策上,包括汇率的政策。汇率政策就是刚才大家谈到的,汇率的市场化的程度。因为汇率是本币与外币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就会决定交易者是倾向于外销还是内销。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我们的贸易政策,比如关税,还有出口退税等政策。

 我们国家的经济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基本指标就是外贸依存度,最高的时候接近70%,下降后仍有30%。外贸依存度在目前这么一个发展阶段,也就是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外贸依存度还是比较高的。再一个指标就是价格贸易占比,这些年也是有明显的变化。还有一个指标判断,进出口的差额,是基本平衡还是顺差,还是逆差。如果明显是顺差的话,要依靠外循环弥补外内的不平衡。因为这个顺差的条件下,意味着我们储蓄的输出,也就是占资本的输出,意味着储蓄是过剩的,内需包括消费、投资这方面是相对不足的,所以要靠外需弥补。这出现了一种常见的现象,中国是在生产,我们挣了外汇,把钱借给国外,国外再买中国的商品,形成这么一种国际的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外循环实现的经济增长,容易掩盖国内的不平衡,导致国内的内循环相对来说是比较脆弱。在国际环境发生剧变的条件下,毫无疑问逐渐地要调整以国内的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张燕冬:我问一下,这是不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

 刘尚希:一方面是的。要增加发展的韧性,克服发展的脆弱性,要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内需体现为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不是一个短期的概念,这个概念和人力资本的计量是直接相关的。消费通常理解为是需求概念,其实是人口、劳动力、生产、再生产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人的健康素质、劳动素质基本积累、教育水平等方面增强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消费是人力资本化。如果看这些年我国的消费情况,消费率是有所提高的。2015年之后,我们的国民消费率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一直就停住了。消费率没有上升说明内需不足,尤其今年疫情冲击的情况下,明显表现消费是萎靡的,储蓄反而在上升。这导致内需的不足,增长的动力也就不足。在外需也在下降,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只能靠畅通内循环,依靠内循环来支撑我们国家长期的发展。全球的格局很难再回到以前的那种状态,我们不能假设目前的这种全球的高度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是一个短期的现象,我认为可能会是彻底改变了全球的这种格局,以后中国的发展可能就是面对一个高度不确定,高度不稳定的这么一个大的环境,外部风险会急剧地上升。从战略上需要调整,这个调整是一个过程,小船好掉头,但是大船转向都是需要时间的。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战略需要时间,不是今天说完明天就可以实现的。


 张燕冬:这个问题我还想问其他嘉宾,但是有一个问题只能您回答,今天不能放过您。这几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争议的,给你三分钟时间不能拖长。您觉得主要的争议焦点是什么?

 刘尚希:从货币投放的机制来说,就是货币投放是不是更多使用国债的问题。现在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来说,资产里可能也就有4%,我记得是2008年增投的时候发了1.55万亿的特别国债形成的资产,几乎在货币投放中没有使用过国债这么一个工具。这就导致资本市场定价的基准——国债收益率曲线难以形成,没有得到有效的应用,使资本市场中的一个定海神针出现了问题。使用国债投放货币,会使转移方向发生了转向。货币税这个问题大家忽视了,每年在经济增长,需要增加的货币发行量,这是以国家为基础的无本的收益,这笔收益怎么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涉及到国内的贫富差距。金融的政策不仅仅是效率的问题,可能涉及到贫富的差距,它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过程中,可能成为加速器。


 张燕冬:我们这里有好多金融学家。从财政政策的角度,你们有没有可以促进这种争议焦点改善的建议?

 刘尚希:在国债的凭证结构上是应当调整的,更好地便利央行操作的工具,这方面是有空间的。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央行财务的公开透明度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在两个部门之间协调需要考虑的。还有一个国库在央行是代理还是兼理,国库现金管理这些问题都涉及到财政和央行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财政是国家货币征税权,国家可以发债。央行没有征税权,有货币发行权,形成了人民币对全体人民的负债。背后是一个共同的东西,都是国家信用,所以这点上是完全相同的。

 张燕冬:谢谢刘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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